知识生产管理

　　2003年4月，《十面埋伏》摄制组一百多号人即将启程赴乌克兰开机，“非典”突袭北京，开机时间被迫一拖4个多月，直到9月初最终成行。然后是张艺谋倾心种植的“视觉花海”变成了萋萋荒草；然后是男主角金城武受伤，女主角梅艳芳逝世；然后是乌克兰的冬天提前到来……《十面埋伏》的拍摄进程几次被迫中断，2004年1月，张艺谋在空前的精神压力下撑完最后一个镜头。

　　2004年7月10日，张伟平投资2000万元的《十面埋伏》首映式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。演出当天，一场北京市十年未遇的暴雨突然降临，市政设施几乎瘫痪。但为了一睹传说中的超豪华庆典，所有上万观众依然准时赶到，头顶瓢泼大雨，下坐冰凉板凳，为盛大而精彩的晚会激情呐喊，群情激昂。同样在暴雨中激动不已的张伟平，“从现场的热度里触摸到了票房的温度”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当记者来到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采访时，放映18天的《十面埋伏》国内票房已达1.5亿元，海外版权收入2亿元。董事长张伟平告诉我们，这一票房成绩是在遭遇盗版和媒体普遍负面报道的“埋伏”后取得的。

　　据国家电影总局公布的统计数字，稍早于《十面埋伏》在国内上映的好莱坞大片《后天》和《特洛伊》，票房收入分别为7000万元和5000万元；而在2004年上半年国产影片票房排行榜上，前50位国产影片的票房总和为1.08亿元，不敌《十面埋伏》18天的收入。

　　平凡的数字背后有着不平凡的故事——一个商人和一个艺术家，是以怎样的方式携手同行，实现了“中国电影产业化振兴的一次经典跨越”？

女人和友谊

1977年，19岁的张伟平从沈阳来到北京，顶替去世的母亲进入北京第四人民医院，做了一名药剂师。

　　药剂师一做就是10年。此后外资企业蜂拥进入中国，张伟平跳槽至西门子公司北京代表处，任商务部经理。随后他娶妻生子，呼朋唤友。与生俱来的豪放性格，令其在诸多领域人脉广泛，信息通达。

　　信息通达的人常常感到很痛苦，因为眼看着“海”里漂着浮财，而自己却天天在岸边喝酒。1990年张伟平终于顶不住了，他拿出因外企高薪所得的积蓄十几万，与两位朋友合资40万，扑通“下海”成立公司，做房地产。

　　这是一段亏钱比赚钱还难的岁月。张伟平告诉记者：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中国的房地产都是草寇式操作，同时绝对暴利：首先拿土地不要现金，你有一个计划书，完成一个审批手续，你的地就可以批下来；拿到土地使用证后，就可以请设计师，设计师的钱也是秋后结账；图纸一画出来，你再盖一个样板间，就可以卖楼花收钱了。”

　　资金像滚雪球一样滚了起来，此后张伟平还投资了诸如航空食品、医药代理一类的企业，也是不声不响稳稳当当。1993年，有钱人张伟平开始想为自己置办一点固定资产，于是拉着一个贴心贴肺的“哥们儿”陪同，来到正在卖楼花的北京阳光广场样板间看房。“哥们儿”溜达来溜达去地摇头：真正的房子肯定修不到样板间这样好，细节做不到。张伟平没顾上他的提醒，而是忙前忙后地排队交定金——瞧这盛况，说不定一个星期后就得涨价。房子买了下来，3年后，它成了两人共同的公司所在地。

　　这“哥们儿”就是张艺谋——当时已经因《红高粱》、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、《秋菊打官司》等电影红透全世界的大陆导演。此时距他们的相识，已经4年时间。

　　10年后张伟平就在他买下的房子里，给记者回忆他和张艺谋是如何因女人而相识的：

　　那是1989年吧，那时候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电影盲，在外企工作的太太却是电影迷，《红高粱》全国播映后她就成了巩俐的影迷。有娱乐圈的朋友举行家庭PARTY邀请我们参加，同时还说邀请了国内一大帮明星、导演什么的，其中包括张艺谋和巩俐。

　　我对电影没兴趣，不想去；据说艺谋不爱凑热闹，当时也不想去。后来我是陪太太去了，他是陪巩俐去了。两个大男人在场合上都沉默寡言，显得很不入流。吃完饭后，艺谋要提前告辞，我正好无聊就开车送他，奇怪的是我们在车上却聊得十分投机。10天之后，巩俐打来电话，请我和太太到他们家打麻将。

　　交往就此开始。女人拉家常，男人侃社会，“性格脾气秉性，做人做事，一聊起来就发现在一个平台上”。张艺谋话少，张伟平话多；张艺谋常有艺术家的偏执和激情，张伟平常拿些世俗生活的常态来调剂；张、巩二人在生活上都呈“白痴”状，而且行踪不定，于是在北京一有什么问题就赶紧找“伟哥”(巩俐对张伟平的称呼)。而“伟哥”总是热心热肠神通广大，让人信任和放心。

　　这为他们此后关于电影的合作打下了基础。

　　但仅有这样的基础显然并不够。多年来中国电影圈呈现的生态是，制片人和导演没有合作之前是朋友；但合作之后出现矛盾甚至成为“仇敌”的，达90%以上。导演是花钱的，制片人是给钱的；花钱的总是希望花得越多越好，给钱的希望给得越少越好——天生的角色矛盾，一个心态和细节处理不好，擦枪走火就在所难免，整部电影甚至整个公司就会砸锅。

　　所以更重要的是，从1989年到1995年，张伟平和张艺谋长达6年的纯粹友谊，令彼此将对方看得非常清楚——从人格上，利益上和做人做事的方式上。于是1995年至今近10年的时间，张伟平和张艺谋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界合作时间最长，最令人眼红的“黄金拍档”。

　　而合作的缘起却是张艺谋的“情变”。1995年，张艺谋和巩俐拍完电影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之后，巩俐突然提出分手，并很快下嫁香港商人黄和祥。张、巩之变引起业界大哗，因为多年来张艺谋所致力打造的就是巩俐的品牌，品牌就是票房焦点。票房焦点消失了，张艺谋的电影还有市场吗？

　　果然，海外投资商迅速对新筹拍的《有话好好说》2600万元的投资提出异议，准备只给1000万了。张艺谋经过痛苦思考，断然和投资商解除合作协议。

　　此时张伟平已经是北京小有实力的房地产商，看见“老哥们儿”受委屈，拍案而起：“我投这部电影！”

　　张艺谋听见这个从不看电影的人说这话，吃了一惊，说：“这事你行吗？再考虑考虑吧！”

　　“不用考虑，我帮你。”

　　“那，我给你剧本看看？”

　　“不用，你是专家，你认为行就投。”

　　半个月后，张伟平说服合作伙伴，停掉一个房地产项目，将2600万元现金划到了《有话好好说》的名下。

品牌张艺谋

有钱开工顺风顺水。几个月过去，电影快拍完了，张艺谋找到张伟平：“下一步怎么办？”张伟平云里雾里：“什么下一步？资金不都到位了吗？”张艺谋大急：“电影拍完了还要发行啊！不卖出去怎么收回投资？”张伟平一拍脑袋：哦，还要发行！

　　《有话好好说》的发行就这样“脚踩西瓜皮”仓促一溜，毫无章法套路地开始了。尚幸张艺谋在海外市场威名赫赫，很快欧洲最大的电影公司法国高蒙的副总裁亲自飞到北京，约张伟平及太太吃饭兼谈判。

　　谈判很顺利，合同都几乎要敲定了；然而吃饭吃得很憋气，法国人“舍我其谁”的傲慢令张伟平食不下咽，最后终于拂袖而去。第二天，张伟平甩手就把海内外发行权给了国内一家刚刚成立的影视公司。

　　这家影视公司在支付了800万元国内版权费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下文——因为海外市场对他们而言鞭长莫及，始终做不进去，最后时机又被耽误了。张伟平投资回收还差一大半，此刻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，却不禁踌躇起来。

　　根据合同，张伟平一起诉，就能拿回自己所有的投资，甚至还能赢利。然而官司一打，“张艺谋离开巩俐后的第一部电影做砸了，海外没卖出去”的新闻，一夜之间就会挤爆娱乐媒体的头条。如此一来，帮朋友岂不成了害朋友？

　　这当然不是张伟平的风格。他撕掉了合同和起诉书，把电影拷贝搬回家，“挂起来自己慢慢欣赏”，并私下里认为自己功德圆满了。

　　然而一部电影亏掉朋友1000多万，张艺谋心中的歉疚可想而知；更重要的是，谁还会在这个时候给他投资呢？张伟平一看这阵势，那不是自己还得做下去吗？如果此事成为一个长期行为，那就得好好思考一下怎么去做了。

　　1996年岁末，张伟平约张艺谋在北京民族饭店谈下一步计划。等待的时间，张伟平随手拿起一本杂志，看到有人写关于巩俐的文章：“……钻戒珠宝因为戴在巩俐身上而幸福发抖，宝马香车因为亲近了巩俐的肌肤而欲入博物馆。”当时巩俐之红，堪称红遍全球。然而巩俐越红，离开巩俐后的张艺谋就越不顺。张伟平突然福至心灵——我们不应该再去创某某明星的品牌了，而应该创“张艺谋”三个字的品牌。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张艺谋才是电影的灵魂，演员只是亮点；凡张艺谋的电影，离开了谁都可以，用谁演都能成功！

　　这一年，张伟平投资1000万元注册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，自任董事长，张艺谋任艺术总监。新画面影业公司宣布一年里同时投拍两部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：《一个都不能少》、《我的父亲母亲》，两部电影都决定一个明星不用。

　　张艺谋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挑了一个叫章子怡的学生——唯一的表演经历就是拍了一个“京酒”的广告，而且只露了半个脸——做《我的父亲母亲》的女主角；然后去遥远的农村，选来一个完全没有表演经历的魏敏芝，做《一个都不能少》的女主角。

　　结果两部电影都拍出了“让人心灵震撼”的效果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，魏敏芝甚至一举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表演奖。市场效果也很好，新画面公司因此拿回了前一部电影亏掉的资金。“更重要的是，因为这两部片子，‘导演是电影的灵魂’才开始被业界公认，张艺谋的品牌才真正得以奠定。”有媒体如此评论道。

　　这两部片子的合作令张伟平对张艺谋有了新的认识：“他是一个完全为电影而活的人，我越来越相信他对电影的感觉和才能，国内无人可比。于是我给新画面影业公司定了一个新的使命——完全为张艺谋的电影而存在。”

　　合作由此进一步定型。在包括司机、秘书在内一共只有16个人的新画面公司，张艺谋具有极大的决定权，比如影片投资额大小、演员阵容的组成等等，并对每一部电影的收益拥有提成。而除导演以外的所有事情，都归张伟平打理，他甚至把两个人的分工比喻为“一个是种萝卜的，一个是卖萝卜的”。

　　然而“种萝卜”和“卖萝卜”的关系一直维持了近10年，张伟平认为其核心还不仅在于外在的合作结构，更在于内在的绝对信任：“艺谋是一个有强烈敬业精神和道德责任感的人，而他也会相信我是这样的人。比如在拍摄《一个都不能少》的时候，整个摄制组吃住行全部在山区，没有发票，只有白条。十几箱的白条，好比一个良心账，如果不是双方绝对的信任，稍微有一点怀疑，你看着这些白条就会像看着一堆问题。”

　　所谓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渐渐二人从观念上也开始相互影响。比如张伟平常向张艺谋喋喋不休这样的观点：在中国做电影你一定要跟政府合作，要去发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需求；你不能觉得你是多大的艺术家，是世界级的电影大师，就可以不顾中国的国情；美国不也有电影审查制度吗？他们宣扬的，不也是一种美国精神吗？张艺谋慢慢点头，并逐渐从一种压抑、扭曲的文化心理状态，过渡到今天明亮、舒展、民族的文化心理上来。

　　而张伟平说：“少一些商人味儿，多一些人性味儿，少一些做作，多一些本色，是我从张艺谋身上学到的人生最大的财富。”